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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一场发生在海南岛上的民变震惊朝野,康熙皇帝大怒,斥令官员速速彻查平乱。调查的结果出人意料:暴乱的起因源于崖州(今海南岛三亚市崖城镇)知州强行劫掠当地资源,以至监生邢克善率黎人反抗,彪悍的黎人手持砍刀将清兵击伤,而他们争夺的资源,竟是当地一种特有的木材——“花黎”(今称黄花梨)。
295年后,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县城,上百人聚集在木材货场前,门栅一开,蜂拥而入,手持刮刀、胶水、放大镜等工具,争先恐后直扑货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红木工艺品制作与批发的商贩,正在抢购刚到货的紫檀、红酸枝等名贵木材小料,手中的工具便是用来快速鉴别紫檀木真伪与优劣的“神器”。受当时部分名贵木材供应短缺与进口紧张的影响,如紫檀、红酸枝等原料价格上涨,同时国内对于名贵硬木制品生产的盲目需求,才导致如此让人大跌眼镜的“抢购事件”发生。
很多人往往对有形物质的价值充满信任与执迷,对那些无形资产的内在价值则心存疑虑或审美乏力。对于中国传统木制家具而言,这种意识尤为根深蒂固。在民间市场上,木头的名贵程度几乎一度成为评断一件木制家具价值的最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
历史上,乾隆皇帝显然是个对艺术品的真正价值极为内行的鉴赏家。清乾隆元年(1736年),由造办处木作间制作的一对黄花梨雕云龙大柜呈现在乾隆面前,那精美绝伦的工艺让乾隆龙颜大悦,阅批“着赏大缎四匹,貂皮十张”以奖励工匠们的高超技艺,此事件被详细记入清宫“活计档”中。然而,乾隆一定想不到的是,274年后,即2010年北京的某场拍卖会上,数百件黄花梨、紫檀的桌腿、扶手、花板等看似“破烂”的古家具残件,成交额竟高达6000余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件8万元,如果乾隆在世,一定惊呼“疯了”。
其实,评测一件中国传统木制家具的名贵程度以及市场与艺术价值,其标准包括很多层面,随意抽取哪一层都是可以玩味和研究一生的学问。至于木料,不过是其中最具可视性、基础性、本原性的有形物质层面。在硬木被广泛应用于家具制作之前,木料的实用性、适应性价值要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至今,学术界对于硬木开始被引入家具制作领域的准确年代还存有争议,但从存世量与史料推测,至少在明代晚期,使用优质硬木材料制作的家具以及其他制品已在贵族阶层的家居生活中出现。
硬木材料的使用不仅让家具种类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大幅提升了家具的工艺水平与观感度,更由于其高密度、耐腐性等特征,为众多制作精良、造型优美的中国古代家具得以传承百年、形成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或许才是一根木料最大的价值所在。同时,由于广泛使用硬木材料制作家具的历史相对较晚,实物考证丰富与存世量较大的家具多出自我国明清时期,故此,明清两朝成为中国古典家具最为繁盛的时代,尤其是诞生于此间的明式家具,更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所谓“中国古典家具”,直白地讲就是“中国古代经典家具”,它理应归属于中国传统家具范畴,但绝不可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家具,因为在浩瀚的传统家具中存有太多糟粕,有太多粗俗、丑陋的器具,而古典家具显然是传统家具中的出类拔萃者。在此,我们有必要给“经典”下个定义,笔者认为,针对家具而言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具代表性、最有价值、最能表现本行业精髓、最近乎完美的作品”。
中国古典家具无疑是美的,且这种美的表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内里传承着众多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的美学基因,而正是由于这些基因,才成就了流芳百世的家具“经典”。
经过长期研究,笔者尝试将中国古典家具与其他传统艺术门类的“血亲”关系与精神源泉归纳如下:结构源于建筑;线条取于书法;气韵近于雕塑;劲势法于武术(身法);节奏求于音乐;思想根于三学(儒释道);格调承于诗赋;气质发于中国。希望这些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与文化基因,可以让广大读者对中国古典家具艺术之美产生更加明确的认知与更进一步的喜爱。
中国传统家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商周至汉魏的矮型家具,到隋唐时期过渡为高型家具,再到宋元时期家具类型与装饰的多元化,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和特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及至明清时期,进入以硬木为主的鼎盛期。
明代中后期,硬木家具出现并快速发展,以古朴大方取胜,注重榫卯结构的精密巧妙。之后的清式家具,一改明式家具面貌,在制作工艺上以富丽华贵见长,装饰手法丰富多样。
传统家具中,明代以前的传世实物很少。而在明清两代,制作最多的是百姓日常使用的柴木家具,硬木家具占比量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其材料难得,制作工艺要求又高。在硬木家具出现前,漆木家具是中上层家庭的主要家具。明代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对各阶层家具使用进行了描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与少年时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这说明,嘉靖年间细木家具并不常见。但到了万历年间,硬木家具迅速发展,成为富裕家族之间攀比的物件。这一变化与隆庆年间开放海禁有很大关系——由于海禁开放,许多硬木得以在国内流通。硬木是优质木材的统称,常见的有紫檀、黄花梨、酸枝木、花梨木、铁力木、鸡翅木等。这类木材颜色艳丽,木质纹理多变,同时木性稳定,密度大、油性大、耐久性强,可以在较小断面进行复杂设计,为榫卯结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明代经济发展迅速,江南地区园林的兴造,使得文人墨客对家具有了更多新要求,推动了明式家具的发展。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就有对“二宜床”“禅椅”“香几”等家具的记录,着重于养生方面的需求。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的“卷六 几榻”,也列举了桌、椅、几、架、屏等10多种家具。其好友沈春泽为其题序,序中所写“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基本反映了明代文人对家具审美的要求。
明式家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来说,不限制作年代、使用木材,只要具有明式风格,就可以称为明式家具。而狭义的明式家具,则指明代到清代前期材美工良、造型优美、设计合理的家具。王世襄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说:“这一时期,尤其是从明代嘉靖、万历到清代康熙、雍正(1522年—1735年)这200多年间的制品,不论从数量来看,还是从艺术价值来看,称之为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是当之无愧的。”
明式家具整体呈现的特点是造型简朴大方,线条凝练有力,比例适度,榫卯精巧,充分展现出木材自身的天然纹理,同时注重舒适度,符合人体的曲线。比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黄花梨玫瑰椅,在靠背和扶手内靠近座面的地方施圆形横枨,枨下加矮老;靠背用板条攒成曲边券口牙子,牙子内侧起线,向下延伸,与横枨相连;座面下方以罗锅枨加矮老进行支撑,在前面的管脚枨下方配以素牙条——这是玫瑰椅中最为常见的样式。四根管脚枨中,前面的一根最低,两侧的两根次之,后面的一根最高,是典型的“步步高”赶枨做法。此椅搭脑、靠背和扶手的横枨、扶手均以圆材做出造型。四足和管脚枨,使用了近似外圆内方的做法。这是用断面为长方形的直材倒棱后,又将底面磨平做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增加看面,使枨子和用材较大的边抹及腿子分量和谐。这个形状是匠师们经过不断实践最终找到的效果最好的结果。不然的话,如果也采用圆材,看面如果和边抹厚度近似,就会显得笨重;如果比边抹细太多,又会造成比例失调。正如西汉刘向《说苑》所写:“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至质至美。”整把椅子极具装饰之美,又并不喧宾夺主,更多的还是突出木材本身的天然纹理,以及整体造型的简练浑圆。
玫瑰椅是椅子中体型较小的一种,用材单细,造型轻巧美观,多以黄花梨制成。我国江浙地区称扶手椅为“文椅”,指靠背和扶手都比较矮,且高度相差不大,并与椅盘垂直的一种椅子。明式家具中,玫瑰椅的传世数量相对较少,但从文献中可知,其广受文士阶层的欢迎,在江南文人的书房陈设中更为多见。缩小椅背与扶手高度差的做法,使其造型别具一格,靠窗摆放时,不至于因椅背高出窗台而造成视觉空间上的凌乱。当它与桌案类家具配套使用时,也不会因椅背高出桌案而显得突兀,避免了高椅背在整体空间陈设上难以协调的缺陷,可以与室内整体空间更好地融合。
清式家具则体现了另一种审美。清初家具完全延续明式家具的做法,并不能称为清式家具。变化大致发生于康熙后期,经历了雍正时期后,在乾隆时期达到最高水平,之后逐渐没落。清式家具的产生,是社会审美变化、工艺创新进步、生产技术提高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后的结果。制作材料上,紫檀、酸枝木成为主流。制作产地上,苏州及周边地区开始衰落,广州地区反而异军突起。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贡单来看,广东地区官员所献者,尤以紫檀家具为尚,其数量众多,超过内廷造办处与江南三织造及各地方官等承办家具数量的总和。制作特点上,用料宽大,装饰繁多,造型多样,镶嵌繁巧。
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套酸枝木嵌红筋石面半桌,桌面呈梅花状,边框上满雕花卉纹;框内镶红筋石面;束腰打洼,8个鱼门洞均匀分布;束腰下装有透雕牙板,中间鼓出,雕双狮绣球纹,两侧为松鼠葡萄纹;三弯腿,上部雕刻狮面纹,中间雕花卉纹,下部为外撇的鱼龙纹;管脚枨满雕梅花纹,本身形状亦模仿梅枝,中间相交处向上凸起,以圆雕的手法雕刻一盛开的花卉。配套的一对兽足凳,凳面为梅花形,嵌红筋石,边缘施一圈乳钉纹,面下束腰,牙板上浮雕葡萄纹。三弯腿,上部为狮面纹,中间雕花卉纹,下部为兽足,四根管脚枨相互交叉。整套家具用料粗壮,雕刻面积大,受西方建筑雕刻影响,雕刻的花样繁多,且较高隆起,打磨工艺细致,与明式家具的“朴实”“典雅”不同。此外,其层次感、立体感、空间感很强,并且磨工精细,丝毫看不出刀凿痕迹。
在中国传统家具史上,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各领风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可以着重欣赏明式家具的造型艺术,以及其中暗含的文人气质与精神,也可关注清式家具的华贵瑰丽,感受其选材的考究和做工的精细繁复。
在刚刚落幕的第六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仅晋作家具一项的现场成交额就近千万元,让“晋作家具制作技艺”这项传承悠久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再次向世人证明“经典永不过时”。
晋作家具即山西式样的家具。据家具制作技艺(晋作家具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山西唐人居古典家居文化有限公司(简称“唐人居”)董事长曹运建介绍,晋作、广作、苏作、京作家具合称中国古典家具四大流派,而晋作家具作为北方民用古典家具的典范,又具有其独特的制作风格与文化底蕴。
晋作家具历史源远流长。在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襄汾县陶寺遗址,不少出土文物器面先涂黑漆,然后彩绘——这是晋作家具大漆描金的先祖。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逐渐由粗到精地发明和进化出各种家具。晋作家具源于秦汉,于宋元时已趋成熟,明代中期达到鼎盛,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
从当今留存下来的明清家具来看,苏作、京作、广作家具多为黄花梨、紫檀、红木这样的硬木家具,而晋作家具大多为柴木家具,极少数为硬木家具。究其原因,唐人居留存的资料显示,明末清初,硬木材料日渐枯竭,彼时的山西地域封闭、交通落后,外面的名贵木材运送不方便,工匠们只好独辟蹊径,利用榆木、槐木、核桃木等本地优质软木代之,沿用制作硬木家具的技术,制作出线条流畅、厚重质朴的家具。
与此同时,晋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晋作家具的成熟与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清代,山西的大户人家,诸如乔家、曹家、王家、渠家、雷家、侯家等家族无不是富可敌国的存在,与之相配的大院豪宅也纷纷落成。豪宅必须配好家具。这些商贾巨富讲究生活质量,对房屋和家具的要求极高,一般都是请工匠上门,按照庭堂所需和主人所好制作家具。
材质稍逊,工匠们便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龟裂断纹漆”“竹木藤三木结构”“五彩与描金”“镂空雕刻及镶嵌”等技术绝活,在结构和造型上有了更多实验创新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因用工不惜、用料不吝,所制作的家具有极高的水准和艺术价值,被业内人士称为“软木黄花梨”。也正因如此,历史上的晋作家具很少有手工作坊,却有众多制作家具的名匠。以此为契机,晋作家具也在就地取材、仿红木家具且凸显地域文化特征的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
晋作家具分为木制家具、竹制家具两大类。木制家具又分为本色家具、大漆家具、五彩及描金家具等;竹制家具则为竹、木、藤结合再添加描金或五彩工艺的一类家具。其中,本色家具要经煮、泡、烤、磨、漆、光等工序;大漆家具要经过披麻、披灰、上漆、描金、画彩等复杂的工艺流程。凝聚着各种技术绝活和工匠智慧的晋作家具,作为一门独立的家具制造工艺远近闻名,并通过家庭承袭和秘籍单传不断流传。
从形式与内容来看,晋作家具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山特的地域文化。晋作技艺注重实用且用料大器,追求朴实无华的材质美、豪放粗犷的风格美、高大威猛的形态美和大全大满的样式美,具有明显的崇尚局部木雕装饰的北方地方特色。此外,晋作家具有“好门能甩四十年,好柜能放三百年”的说法,足见其实用、耐用的特质。
在流传过程中,晋作家具制作工艺形成多元一体,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地方的差异性,但其制作工艺大致相同。比如,晋中家具结构精密巧妙,纹式简约洗练;晋南家具以漆家具为主,以金漆彩绘山水、人物、风景取胜,俗称描金柜;晋北家具以木制家具为主,明代风格显著。
榫卯之间,岁月流转。现如今,作为晋作家具的主产地,山西省襄汾县汇聚了以唐人居、晋源古韵、唐韵为代表的诸多古典家具生产企业。在当地政府和企业、工匠的共同努力下,一木一器、一榫一卯的晋作家具已驰名国内外,产品远销全国各大城市,出口北美、西欧等地。据悉,襄汾县的晋作家具构筑了规模庞大的消费供给市场,2022年产值达6.2亿元。
来到襄汾县南贾镇东牛村,穿过飞檐青瓦的牌楼,推开古色古香的房门,就步入了山西唐人居晋作家居博物馆。博物馆的展示主题是晋作家具文化和晋派建筑文化,造型别致的太师椅、古朴大气的立柜、结构严谨的书桌、古色古香的沙发……一件件精心排放的家具式样繁多、琳琅满目,彰显了晋作家具的独特风格和极高水准。
据介绍,作为晋作家具的龙头企业,30多年来,唐人居从收藏散落在民间的明清家具到继承晋作家具制作技艺,从修理明清家具到仿制明清家具,再到以珍贵木料为原料制作家具,不断挖掘、传承、创新晋作家具的历史传统和制作工艺。除了晋作家居博物馆,唐人居还打造了文创臻品馆、晋作家具展览馆、明清建筑体验区、乡村记忆砖瓦长廊体验区、百亩竹园体验区,从单一的古典家具制作企业发展为集古典家居文化展示、旅游休闲、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园区,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另据了解,襄汾县汇聚了近500家晋作家具产业上下游相关服务企业,以及业内各类专家、设计团队、能工巧匠,如今该县又规划建设晋作家具博物馆、晋作建筑体验馆、手工艺“大师工作室”等场馆,力求为晋作古典家具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以打造晋作古典家具专业镇为抓手,推动企业抱团发展、优势互补,同时让晋作古典家具制作技艺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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